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入阐释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科学概括了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如何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重庆日报约请了相关专家学者撰写理论文章，现推出策划专版，以飨读者。

——编者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周芳名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重要论述表明，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必须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找寻答案。我们要通过对中华文明“五个关键”历史节点的回顾，深刻回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历史之问。

殷周之变，从尊神到敬德，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因密码。王国维曾经谈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实力雄厚的殷商政权被推翻后，殷人一直以来“受命于天”的学说不攻自破，周人在总结前人覆亡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天命思想，其中突出的特色就是“天命”被赋予了道德的内涵，也就是“以德配天”。“德”第一次被引入统治阶级的执政理念，警戒后来人要励精图治加强私德修养，以德政来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这是我们今天“以德治国”的思想源头。同时，周实行宗法制度，强调家国同构，为我们今天“家国情怀”“家国天下”提供了思想基础；周的分封建国，也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智慧；周开创了礼乐文明，让我们今天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周的天下观，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构想提供了思想雏形。

周秦之变，从封建到郡县，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本框架。学界普遍认为，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节点，在此之前2000年的中国和在此之后2000年的中国存在本质的不同，秦朝的建立使得中国由一个抽象的地理名称转为具体的“大一统”国家。秦始皇在采用法家学说的基础上，实行郡县制、车同轨、编户齐民、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促成了政治、经济、社会、交通和文字等的统一，中华大地成为政治意义上的紧密共同体，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整合，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框架。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形态基本形成，即“儒法合流”，实现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整合，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奠定了基本的文化框架。

唐宋之变，从门阀到科举，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人才基础。唐宋时期，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阶层固化局面。从汉代中期到隋唐的豪族社会下的门阀士族，无法承担“大一统”文明担纲者的责任，而通过科举考试，一批平民出身的新的士大夫阶层被选拔出来，成为“大一统”文明的担纲者。然而，唐末五代之乱以及佛教兴盛，冲击了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心灵世界，因此更深刻的哲学建构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宋明理学以“理”为核心，在“存天理”和“灭人欲”两个方面用力，重新塑造士大夫之风，阳明心学在朱子学的基础上，强调了普通人也能成为圣人的可能，儒学从士大夫层面下沉到个体层面，从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人，士大夫真正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合格甚至优秀的担纲者。

元清之变，文明的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扩展与深化。这一时期涉及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关系，游牧民族作为“大一统”秩序的维护者和拓展者，为“大一统”秩序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元代的行省制度和明清的改土归流，为“大一统”的疆域区划和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清朝起源于东北过渡地带，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清朝第一次把中原、草原、雪域、西域、海洋等不同文明形态统合到“大一统”的政权之下，为中华文明的拓展和深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

古今之变，历史的抉择，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历史使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封闭到开放，怎样把一盘散沙的民众重新组织起来以延续中华文明？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民众重新组织起来。在基于实质平等的基础上，使中华文明以现代国家的形态得以更新和重建，历史的重任最终由中国共产党肩负完成了。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的承载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文明内生性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以崭新的历史答卷，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赓续千年文脉、弘扬中华文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本文为重庆市社科规划专项项目：2021YBCS27成果）

从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杨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就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个重要特征。创新性是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沧桑仍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是我们持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特质。

从历史维度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增强文化自信的历史主动。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创新创造自始至终贯穿其中。从科技层面看，有世人称奇的陶瓷制作、九章算术、四大发明等；从制度层面看，有安邦定国的商鞅变法、科举取士等；从文化层面看，有独树一帜的文字演变、百家争鸣、唐诗宋词等。这些创新创造在中华文明史上如星河灿烂、熠熠生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让中华民族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让中华民族具有“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让当代中国具有无比深厚、深感自豪的历史底蕴。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文化创新之路，继续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从实践维度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激发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也是创新的源头活水。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实践发展的需要呼唤、孕育、催生文明创新。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党和人民推进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我国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征程上，我们要着眼于解决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激发创新创造的内生动力，推动文化建设稳步向前。

从理论维度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坚持守正创新担负文化使命。中国历史各个时期都诞生了引领时代的思想理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这些思想“开历史之先河、发时代之先声”，极大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理论演进。伟大时代呼唤伟大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不断总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理论，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回答了一系列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学以致用、守正创新，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从世界维度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增强民族复兴的自信自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断，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也正因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够识变应变求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吐故纳新等经典表述无不彰显着强烈的创新精神。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巨大的创新精神，赓续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血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集中体现和生动载体，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性光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责任意识，具有强大的创新性、说服力和感染力，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以赓续中华文明统一性谱写当代华章

颜怡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征程上，我们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立足于赓续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以“两个结合”不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标志。

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繁荣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前提。唯有统一的国家，安定的社会，才能为文明的延续提供坚强保障。一是全民族共有的价值理念。作为延续5000多年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硕的文明成果和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蕴涵其中的“大一统”“中和”“家国同构”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了华夏儿女共有的精神和情感、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二是全民族共有的核心利益。自古以来，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始终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历史一再证明，只有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才会幸福安康，我们才能拥有传承中华文明的意愿和能力。三是全民族共有的坚定意志。纵观当前国内国际环境，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做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的准备，而维护好国家统一和安定繁荣是我们应对一切风险挑战最根本的保障，已经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坚定意志。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素。中华文明是数千年来不同文化渊源、不同民族深度交流交往交融，彼此学习互鉴，共同发展进步的宝贵结晶。一是高度的文化认同。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合为一统，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即使遭遇挫折，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也没有磨灭，联结其中的强大精神纽带，就是各民族对中华文明已形成的高度文化认同。二是共同的家国理想。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明遭遇了难以延续的深重危机。在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中，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以英勇无畏的斗争捍卫了民族独立，保卫了中华文明。浴血奋战中，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风雨同舟、休戚与共，民族才有前途、才有希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三是坚固的民族防线。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的思想文化保障。

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选择。“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一是“两个结合”激发了中华文明新活力。中华文明蕴含的民为邦本、亲仁善邻、兼济天下等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便与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的活力，彰显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时代精神和时代内涵。二是“两个结合”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成就，不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三是“两个结合”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求同存异、天人合一等崇高价值理念，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时代之题，在世界文明图景中展现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

中华文明包容性彰显中华文化开放胸怀

施丽红 郑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发展规律的深刻阐释，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遵循。从历史视角和世界视野，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将更为有效地弘扬传统文化之优良、汲取外来文化之精华，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处事方式、包容豁达的济世情怀，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注入了文化发展的理性动力。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各民族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交往广度不断扩大，交流力度不断增大，交融程度不断加深，共同打造了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了历史悠久、谱系丰富的中国文化，孕育形成了水乳交融、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从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到北魏孝文帝改革，从昭君出塞到文成公主和亲，从“华夷之辨”到天下一家，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草原文明的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各民族文化上互学互鉴、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发展中相互帮助，逐步形成了共生共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这部中国历史，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如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既延续着自身的特色文化，各美其美，又汇集在中华文化的大家园里，美美与共，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明是一个具有独特宇宙观和社会伦理规范的思想体系，既不排斥内部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民间信仰，也不排斥源自其他文明体系的外来宗教流派。中华文化具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特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先后传入中国，在与中华文化的融通中，都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化宗教，使我国逐步形成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局面。源自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也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各宗教在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融通的历史传统，坚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相适应，大力发扬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服务社会、和谐包容的优良传统，自觉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特别是在新时代，始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建构形成融通和谐的民族关系和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印度取经、鉴真的六次东渡、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等，都是中华文明主动交流融通的典范。即使是在近代遭受到西方重大冲击和挑战的历史最低谷，中华民族仍然致力中西交融、师夷长技，探索适合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进入新时代，在奋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双向奔赴中，中国人民以更加开放的胸怀，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我们既立足中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创新活力持续增强；我们又胸怀天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为推动人类文明繁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极大提升了中华文明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罗静 常硕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五千多年来，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社会内部诸关系的文明实践中，和平、和睦、和谐的文化追求，镌刻于中华儿女的文化基因，熔铸于中国人民的精神血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迫切要求进一步深刻把握和大力弘扬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传承根与魂，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对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有着执着追求，并历经千年而积淀出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塑造出追求和谐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和”文化。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箴言，凝练表达了先贤对和谐的尊崇；“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记载，充分表明了先人对于“和”是不同事物之间的辩证统一的深刻认识，由此孕育出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处世原则。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由古至今的社会理想。自古以来，人类对理想世界有着不同的美好想象。中华民族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宇宙观为基础，孕育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情怀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亲仁善邻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的交往之道。“国虽大，好战必亡。”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是郑和七下西洋，都证明了中华民族一直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

开辟道与路，实现和平是支撑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谋进步、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同中华文明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和平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得以传承弘扬，并在伟大实践中焕发光彩。从历史的角度看，近现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殖民，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从未停止对霸权的反抗和对和平的追求。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儿女，在追求和平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性地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中华文明延续和平性提供了坚实保障。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大力弘扬和平理念，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创造性地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坚定不移促进世界和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吸引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参与，一以贯之地推动共同发展维护和平；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笃行不怠践行多边主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把握时与势，捍卫和平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然选择。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和中华民族为了和平持续几千年的努力，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捍卫和平。“第二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刻总结，体现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一，和马克思主义和平观高度契合、相互成就，必将在相互结合中开创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捍卫和平。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特征表明，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会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而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将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同自身发展统一起来，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多和平确定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捍卫和平。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发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不断丰富和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和实践路径。

（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成果）